如果说72年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一种总结和指导，则习近平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更多显示出一种交流和激励。连日来，习近平的讲话要点作为“头条”被各大媒体连续选用，如“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少谍战影视剧不尊重历史”，“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自由撰稿人等群体”，等等。习近平一贯亲切平和的政治姿态，既让与会者有种参与“历史”现场的兴奋感，又淡化了“文艺座谈会”中触及的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敏感神经。毕竟，在上世纪40年代的文艺整风中，《讲话》对当时及之后的文艺历史产生了过重的影响，无论是积极地带动“人民文艺”的创作繁荣，还是对文艺发展的指导过于具体化带来的消极批判。

习总书记与文艺界人士的座谈会让人想起他与作家贾大山交往而撰写的回忆性散文《忆大山》，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老共产党人朴素求实的家风与习近平自身生活历史中留下的“知青”情结。这也形成了他执政以来获多方称道的个人魅力。当然，主动接近文艺界的姿态不仅仅是出于个人的喜好，而是有着政治家切实的思虑。当前社会改革步入深水区，文化体制改革正在探索和形成过程中，希翼以此讲话为契机，能形成更多的讨论和交流，不仅要活跃文艺知识界的良好氛围，更要正本清源，弘扬正气，抵制和消除当前文艺界的消极与负面现象，使得文艺创作更好地为当前社会主义改革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中国梦”服务。

所以，从文艺政策的思路着眼，这次座谈会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同样的要点，即强调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文艺的思想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追求真善美”等）；相比而言，这次座谈会更显示出习总书记柔和的政治姿态和期望在交流中凝聚文艺知识界共识，努力剔除文艺界靡靡、虚假、腐败之风的诊治信心。当下社会环境中，文艺知识界内心浮躁、思想迷茫、生活无聊的现象较为普遍，容易为社会利益所左右，急功近利，沉湎于物质化的消费享乐中，难以持守独立的创作品格和艺术操守。而不完善的文化机制和滞后的体制环境也容易造成既得利益的不良竞争，过于量化和客观化的教育学术评价体系导致了各种腐败及不合理现象的可乘之机。当行政管理体系腐败则必导致既得利益的分化，社会缺乏凝聚力；而反过来，社会无力又无法为社会管理体系提供改革创新的动力，这样就导致制度的改革成了行政管理体系内部的独幕剧。总而言之，当代社会失去的正是这样一个社会场域：没有公正正义、道德舆论、思想共识的利益社会。当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大行其道时，人文艺术的效用在哪里？

在一次全校公选课上，曾对何谓“人文”做过这样一个设喻：“假若学生毕业走上社会，能力最强的人总是占尽先机，获得最多的财富；能力最弱的人自然只能获得很少，或者无法获取财富，逼迫用最原始的手段挺而走险；唯有素质全面的人才会让自己获得一定的财富，且帮助周围的人同时获得财富，从而在他周围形成和谐的良性生存环境。”也就是说，在公民社会里，一个有能力的人总是能带动周围的人过得更好，既实现自我价值，又成就社会责任，不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面对今天的社会状况，无论是青年人，还是已成社会中坚的文艺创作者、教育科研工作者，均需要内心充实，秉承中华传统学人的优良人格，富于社会正义感和良好的品德修养，要有一种奉献和担当，不仅要为社会发展引领技术先锋，更要为创造和谐、理性、责任感的公民社会身体力行。

作者简介：

吴德利，中共党员，文学博士，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及文学评论写作，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形成”。